【文/夏柱智】

近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，听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汇报，研究部署2026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。会议强调，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，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，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，用更多可感可及的成果赢得群众信任。

这是一项当前乃至今后非常必要且重要政治工作，也给全国各地持续整治乡村基层“微腐败”提供了明确方向与坚定信心。

“微腐败”是基层权力运行中存在的违纪违法现象。近些年以来，中央持续加大力度，推进乡村基层“微腐败”整治工作，取得了一系列成就。

根据官方数据，2024年前三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达7.7万人，被立案的人数已超过2023年全年（前三季度4.6万人）。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达4.8万人。

我国目前共有约50万个行政村，近年每年查处比例如此之高，这意味着村微腐败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。

不过，对这个现象应该作两层理解：一是反腐败力度加大，村级“微腐败”越查越多，反映了中央的决心；二是现行村级腐败并未得到根本遏制，仍然高发，大量村干部仍陷入“腐败”旋涡。

在信息化社会的背景下，村基层“微腐败”本应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，但是实践中未能得到及时处理与纠正，甚至陷入“屡查屡犯、边整边冒”的困境，啃食基层农民群众获得感，更是动摇基层治理根基，危害甚大。

那么，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基于笔者在全国多地乡村的实地调查，这既源于基层治理体系的深层短板，也牵扯乡土社会的复杂人情脉络，具体可从六大核心症结剖析。

电视剧《马向阳下乡记》剧照

其一，镇村利益共同体固化，一定程度上形成攻守同盟。

乡镇对村级“腐败”的事实是比较清楚的，一些老乡镇对村庄十分熟悉，比乡镇主要领导对村庄熟悉多了。然而乡镇对村干部的一些灰色空间是默认的，在乡镇治理资源有限的背景下，乡镇要通过一些灰色利益激励村干部为乡镇办事。农村集体经济薄弱，乡镇有的时候还不得不，让村干部通过“变通”做一点“小金库”。但如果村支部书记公心不强、利欲熏心，这些“小金库”常常造成村级权力失控。

脱贫攻坚期间，下乡资源很多，规范很精细，监督力度很大，仍然出现了不少村级腐败的案例。

在西部地区某村，村干部在一项村级养老项目中通过‌虚列工程量等方式套取资金，几乎没有做实事。乡镇干部也知道，但因为这种利用政府项目套利的案例较多，农民也一般不知道其中的运转，政府也就不打算深究了。况且，这些套取来的资金被默认用于集体公益事业，是不是正当用途或者被用于个人消费，这是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监管的业务。

面对各类集体“三资”整治，或者换届审计活动，这类账目看起来规范，很容易过关，尽管稍微认真一点、到现场去看看，就知道这些项目很成问题。这种监督的隐秘机制让村级“微腐败”有了滋生蔓延的温床。

其二，少数领导干部避责不作为，不愿、不敢大力推进整治。

基层“微腐败”整治十分复杂，既需要较真碰硬的态度，也需要直面矛盾的担当，但一些基层领导干部存在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的避责心态。一方面，部分干部认为“微腐败”“事小影响小”，查处起来费力不讨好，还可能影响基层的廉政形象，不如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；另一方面，整治“微腐败”容易触碰地方隐性利益，担心引发连锁反应，影响基层稳定。

一名老乡镇认为，目前乡镇90后年轻干部比例大且流动性很强，办公室能力强，做群众工作能力弱，不敢进村庄，也不擅长处理复杂的社会治理矛盾。尽管他们经常下乡，但对接的往往是支书一个人，他们就没有能力掌握村级治理情况，也就不敢触碰类似矛盾，怕出乱子。

在中部地区的一个乡镇调研，某村是一个20年以上的“问题村”，支部书记连续多届出问题，“微腐败”普遍，涉及政策执行走样、农村“三资”流失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等问题，等等。镇里主要领导坦言，他们很早就清楚该村问题，口头上也强调要严肃处理，也采取了严厉的行动，对现任村支书立案调查。实际上，效果并不好。人民群众举报一个事，解决一个事，举报一个村，审查一个村庄，这类主动举报是不多的。乡镇缺乏担当主动解决普遍的问题，乡镇党委往往强调带头人的作用，依赖于村支书的人品与能力，这个支书要是不合格，乡镇只能想办法换一个，非常被动。

乡镇很难深入村庄、深入群众去“选贤任能”，组织工作陷入了悬浮。乡镇深入村庄社会、研判复杂问题的能力大大下降了。

山区乡村 资料图

其三，熟人社会人情羁绊深，不得罪人文化盛行。

乡村基层社会具有独特的社会特征，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，“低头不见抬头见”的人情网络，让基层监督陷入“两难困境”。“不得罪人”的文化流行，不仅乡镇干部不得罪人，而且农民也不愿意得罪人。

村干部是土生土长的村民，在村庄里社会关系发达。乡镇查处一名村干部，可能牵扯整个宗族、邻里关系，有可能牵涉他所在的“派性”组织，可能造成混乱的村治局面。普通村民即便发现村干部的腐败问题，也担心“告状遭报复”，尤其是弱小家族或性格老实的农民，他们即使被村干部“欺负”，也觉得这是“正常”现象，因为他们认为“哪个村干部不腐败！”。或是认为，都是熟人，“都是乡里乡亲，没必要撕破脸”，即使上级纪委来村请农民举报腐败行为，农民即使知道，也不愿出来。这让基层监督失去群众基础。

在中部一个山区村庄，几任村支书长期利用身份谋私利，有的时候谋取的是政府项目的好处，有的时候谋取的是村民小组和农民个人的私利，农民能数出的故事特别多。村支书会公开或暗示要求农民请客送礼，最少则几条烟，否则拖拖拉拉或者不给办。一个小村建祠堂，本来可以走正常程序审批，村却不愿提供服务，村支书反而借查处“违建”权力上前索要上万财物，村民不得不拿钱摆平。

这个村庄的村民手上证据确凿，内心也十分痛恨，但只敢私下议论。即便纪委下基层调研，村民也不敢也不愿出来作证，怕得罪该村支书及其背后的势力，毕竟纪委只是给了一个处分，而他们是长期的“邻居”。这样纪委干部即使相信这件事是真实的，也无法立案调查。农民从中得出的结论是，“这就是‘官官相护’，举报是没有用的”。